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，龙图阁学士、左朝奉郎、知扬州苏轼状奏。臣闻唐代宗时，刘晏为江淮转运使，始于扬州造转运船，每船载一千石，十船为一纲，扬州差军将押赴河阴，每造一船，破钱一千贯，而实费不及五百贯。或讥其枉费。晏曰：「大国不可以小道理。凡所创置，须谋经久。船场既兴，执事者非一，须有馀剩衣食，养活众人，私用不窘，则官物牢固」。乃于扬子县置十船场，差专知官十人。不数年间，皆致富赡。凡五十馀年，船场既无破败，馈运亦不阙绝。至咸通末，有杜侍御者，始以一千石船，分造五百石船二只，船始败坏。而吴尧卿者，为扬子院官，始勘会每船合用物料，实数估给，其钱无复宽剩，专知官十家即时冻馁，而船场遂破，馈运不继，不久遂有黄巢之乱。刘晏以千贯造船，破五百贯为干系人欺隐之资，以今之君子寡见浅闻者论之，可谓疏缪之极矣。然晏运四十万石，当用船四百只，五年而一更造，是岁造八十只也。每只剩破五百贯，是岁失四万贯也。而吴尧卿不过为朝廷岁宽四万贯耳，得失至微，而馈运不继，以贻天下之大祸。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计，未尝不成于大度之士，而败于寒陋之小人也。国家财用大事，安危所出，愿常不与寒陋小人谋之，则可以经久不败矣。臣窃见嘉祐中，张方平为三司使，上论京师军储云：「今之京师，古所谓陈留，四通八达之地，非如雍、洛有山河之险足恃也，特恃重兵以立国耳，兵恃食，食恃漕运，漕运一亏，朝廷无所措手足」。因画十四策，内一项云：「粮纲到京，每岁少欠不下六七万石，皆以折会偿填，发运司不复抱认，非祖宗之旧也」。臣以此知嘉祐以前，岁运六百万石，而以欠折六七万石为多。访闻去岁，止运四百五十馀万石，而欠折之多，约至三十馀万石。运法之坏，一至于此。又臣到任未几，而所断粮纲欠折干系人，徒流不可胜数。衣粮罄于折会，船车尽于折卖，质妻鬻子，饥瘦伶俜，聚为乞丐，散为盗贼。窃计京师及缘河诸郡，例皆如此。朝廷之大计，生民之大病，如臣等辈，岂可坐观而不救耶？辄问之于吏。下有缺文。乃金部便敢私意创立此条，不取圣旨，公然行下，不惟非理刻剥，败坏祖宗法度，而人臣私意，乃能废格制敕，监司州郡，靡然奉行，莫敢谁何。此岂小事哉！谨按一纲三十只船，而税务监官不过一员，未委如何随船点检得三十只船一时皆遍，而不勒留住岸，一船点检，即二十九只船皆须住岸伺候，显是违条舞法，析文破敕。茍以随船为名，公然勒留点检，与儿戏无异。访闻得诸州多是元祐三年以来始行点检收税，行之数年，其弊乃出。纲梢既皆赤露，妻子流离，性命不保，虽加刀锯，亦不能禁其攘窃。此弊不革，臣恐今后欠折不止三十馀万石，京师军储不继，其患岂可胜言！扬州税务，自元祐三年十月，始行点检收税，至六年终，凡三年间共收粮纲税钱四千七百馀贯。折长补短，每岁不过收钱一千六百贯耳。以淮南一路言之，真、扬、高邮、楚、泗、宿六州、军，所得不过万缗，而所在税务专栏因金部、转运司许令点检，缘此为奸，邀难乞取，十倍于官。遂致纲梢皆穷困骨立，亦无复富商大贾肯以物货委令搭载，以此专仰攘取官米，无复限量，拆卖船板，动使净尽，事败入狱，以命偿官。显是金部与转运司违条刻剥，得粮纲税钱一万贯，而令朝廷失陷纲运米三十万馀石，利害皎然。今来仓部并不体访纲运致欠之因，却言缘仓司㪷子乞觅纲梢钱物，以致欠折，遂立法令真、扬、楚、泗转般仓并行仓法，其逐处㪷子，仍只存留一半。命下之日，扬州转般仓㪷子四十人，皆诣臣陈状，尽乞归农。臣虽且多方抑按晓谕，退还其状，然相度得此法必行，则见今㪷子必致星散，虽别行召募，未必无人，然皆是浮浪轻生不畏重法之人，所支钱米，决不能赡养其家，不免乞取。既冒深法，必须重赂轻赍，密行交付。其押纲纲梢等，知专㪷若不受赂，必无宽剩，㪷面决难了纳。即须多方密行重赂，不待求乞而后行用，此必然之理也。臣细观近日仓部所立条约，皆是枝叶小节，非利害之大本。何者？自熙宁以前，中外并无仓法，亦无今来仓部所立条约，而岁运六百万石，欠折不过六七万石。盖是朝廷捐商税之小利，以养活纲梢，而缘路官司，遵守《编敕》法度，不敢违条点检收税，以致纲梢饱暖，爱惜身命，保全官物，事理灼然。臣已取责得本州税务状称，随船点检，不过检得一船。其馀二十九船，不免住岸伺候，显有违碍。臣寻已备坐《元祐编敕》晓示，今后更不得以随船为名，违条勒令住岸点检去讫。其税务官吏，为准本州及仓部、发运、转运司指挥，非是自擅为条，未敢便行取勘。其诸州、军税务，非臣所管，无由一例行下。欲乞朝廷申明《元祐编敕》不得勒令住岸条贯，严赐约束行下。并乞废罢近日仓部起请仓法，仍取问金部官吏不取圣旨擅立随船一法，刻剥兵梢，败坏纲运，以误国计，及发运、转运司官吏，依随情罪施行。庶使今后刻薄之吏，不敢擅行胸臆，取小而害大，得一而丧百。臣闻东南馈运，所系国计至大，故祖宗以来，特置发运司，专任其责。选用既重，威令自行。如昔时许元辈，皆能约束诸路，主张纲运。其监司州郡及诸场务，岂敢非理刻剥邀难？但发运使得人，稍假事权，东南大计，自然办集，岂假朝廷更行仓法？此事最为简要，独在朝廷留意而已。谨具《元祐编敕》及金部擅行随船点检指挥如左。

一、准《元祐编敕》：「诸纲运船筏到岸检纳税钱，如有违限，如限内无故稽留，及非理搜检，并约喝无名税钱者，各徒二年。诸新钱纲及粮纲，缘路不得勒令住岸点检，虽有透漏违禁之物，其经历处，更不问罪，至京下锁通津门，准此」。

一、准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尚书金部符：「省部看详，监粮纲运，虽不得勒留住岸，若是随船点检得委有税物名件，自合依例饶润收纳税钱，即无不许纳税钱事理。若或别无税物，自不得依例喝免税钱，事理甚明」。

右，谨件如前者。若朝廷尽行臣言，必有五利。纲梢饱暖，惜身畏法，运馈不大陷失，一利也。省徒配之刑，消流亡贼盗之患，二利也。梢工衣食既足，人人自重，以船为家，既免折卖，又常修完，省逐处船场之费，三利也。押纲纲梢，既与客旅附载物货，官不点检，专栏无由乞取，然梢工自须赴务量纳税钱，以防告讦，积少成多，所获未必减于今日，四利也。自元丰之末，罢市易务、导洛司、堆垛场，议者以为商贾必渐通行，而今八年，略无丝毫之效，京师酒税课利皆亏，房廊邸店皆空，何也？盖祖宗以来，通许纲运揽载物货，既免征税，而脚钱又轻，故物货通流，缘路虽失商税，而京师坐获富庶。自导洛司废，而淮南转运司阴收其利，数年以来，官用窘逼，转运司督迫诸路税务日急一日，故商贾全然不行，京师坐至枯涸。今若行臣此策，东南商贾，久闭乍通，其来必倍，则京师公私数年之后，必复旧观。此五利也。臣窃见近日官私例皆轻玩国法，习以成风。若朝廷以臣言为非，臣不敢避妄言之罪，乞赐重行责罚。若以臣言为是，即乞尽理施行，少有违戾，必罚无赦，则所陈五利，可以朝行而夕见也。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
〔贴黄〕本州已具转般仓㪷子二十人，不足于用，必致阙误事理，申乞依旧存留四十人去讫。其㪷子所行仓法。臣又体访得深知纲运次第人，皆云行仓法后，欠折愈多，若㪷子果不取钱，则装发更无㪷面，兵梢未免偷盗，则欠折必甚于今。若㪷子不免取钱，则旧日行用一贯者须取三两贯，方肯收受。然不敢当面乞取，势须宛转托人，减刻隔洛，为害滋深。伏乞朝廷详酌，早赐废罢，且依旧法。

〔又贴黄〕臣今看详，仓部今来起请条约，所行仓法，支用钱米不少。又添差监门小使臣，支与驿券。又许诸色人告捉搆合乞取之人，先支官钱五十贯为赏。又支系省上供钱二万贯，召募纲梢。如此之类，费用浩大。然皆不得利害之要。行之数年，必无所补。臣今所乞，不过减却淮南转运司违条收税钱一万贯，使纲梢饱暖，官物自完，其利甚大（《苏文忠公全集》卷三四。又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七五，《黄氏日钞》卷六二，《文献通考》卷二五，《文献宋事记》，嘉靖《维扬志》卷三二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食货典卷一七七，《渊鉴类函》卷三九，乾隆《江都县志》卷三一，道光《仪徵县志》卷二，光绪《甘泉县志》卷一九。）。

遍：郎本作「通」。

《豫》，利建侯行师。

豫有犹豫、备豫、和豫、逸豫之义，人能决犹豫而思备豫，则见几于吉之先，安往而不和豫，过于豫则逸矣。其义虽四，而实一也。《豫》承《谦》之后，谦无凶悔吝，则和豫可知。《震》动于上，《坤》顺于下，动必以顺，故建侯以亲众，行师以动众，事虽至重，无不利，大顺则大利在其中也。建侯而非顺，则开国而用小人，行师而非顺，则行险而毒天下，果何利之有哉？其卦以一阳主五阴，亦有《比》「建国」、《师》「蓄众」之互体。

《象》曰：豫，刚应而志行。顺以动，豫。豫顺以动，故天地如之，而况建侯行师乎！天地以顺动，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；圣人以顺动，则刑罚清而民服。豫之时义大矣哉。

六五以柔居上，九四以刚应之，刚密比于柔，不期应而自应也。人君有柔中之德，虚己以任大臣，大臣有刚健之德，自任以天下之重，刚柔相应而相济，志所欲为，何往不克！然志之所以行，亦惟其顺也。以顺而动，用能致豫，既豫之后，又以顺动，终始一顺，无有间断，天地所以妙不息之运如此而已。人君之建侯行师，其能违乎！天地以顺而动，则日月四时无过忒；人君以顺而动，则不待刑罚而民心服。在我无所违乎理，在人自无所违乎我也。时者天运，义者天理，顺而行之，豫之时义岂不甚大！苟或违道干誉，咈民从欲，是为悖矣。

《象》曰：雷出地奋，豫。先王以作乐崇德，殷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

礼极顺，乐极和，顺则和矣，乐所以导和也。方雷在地中，动于至静而不露，迨出乎地而奋乎天，群蛰启户，万象趍荣，孰不同其和豫！然圣人合《震》、《坤》以为象，不曰雷出地上而以奋，言深闭久郁之馀，一旦震发，造化妙用，轩豁呈露，施生䜣合，动植昭苏，豫莫大于此。先王观《豫》之象，发扬和声，褒崇先德，如韶继勺酌，以侈祖考对天之休盛，荐之上帝，如《思文》《我将》，推而配之。盖谓治至于豫，皆祖考盛德之积，非予一人所能致也。人君惟不以和豫自居，则不至于以逸豫自安矣。

初六：鸣豫，凶。《象》曰：初六鸣豫，志穷凶也。

臣闻巧言者误国之具，佞人者危世之本。《豫》五阴皆宗九四，一阳四秉。大臣之权，初以阴柔小人密相应与，极其趍和之意，形为邪谄之辞，以求容悦，大臣亦悦其爱己而甘受之。《象》以志穷致凶为言，志不自立，惟用之于献佞贡谀，其穷可知矣。等而上之，以此求容悦于君。人材阨而不进，则曰野无遗贤；民生困而不省，则曰雨不害稼。积薪将然而曰已安已治，朋党方兴而曰太平无象。其发于声音，谄曲万态，而宦官女子之言，朝夕薰浃于耳者，又相与为表里。大厦就颓，同于一压，凶孰大焉！

六二：介于石，不终日，贞吉。《象》曰：不终日贞吉，以中正也。

臣闻天下之理，非与物俱转者所能察也。人惟主中正于中，然后能介然如石；能介然如石，然后能见几而作。盖石质坚而体静，静者见善必明，坚者用心必刚，一念不动，万理洞烛，不俟终日，已尽见未然之几，区处先定，应酬不差，宜其正固而吉也。盖二与五为应，不与四为应。众爻皆宗九四之大臣，二独居中得正，介特自立，以砥柱一世，可谓难矣。然二五君臣，虽为正应，而隔于九四，其情不得以相亲，故介特之臣，但能坚于守，未能鬯于用，其先见之远，先知之明，万夫之望已深属之矣。人主能不沉酣于逸纵，不昏蔽于便佞，好贤之心不衰，求善之志不改，则介者终有时而亲矣。

六三：盱豫悔，迟有悔。《象》曰：盱豫有悔，位不当也。

臣谓此人臣患得患失之象。三迫近九四，当国之大臣，欲如初六小人进为容悦，恐非正应而不我与，眄眄仰视，逐逐营求，是患得也。欲如六二君子介特自守，又利害祸福交战于胸中，踌躇未决，趑趄复前，是患失也。以不中正之人处不中正之位，而盱、迟皆悔，陨获充诎，情状毕露。其悔而不凶者，大臣不与为应，奸无所售，故不至凶。使其奸得售，则欺君卖国，无所不至矣。有国者安用是患得患失之臣为哉！

九四：由豫大有得，勿疑朋盍簪。《象》曰：由豫大有得，志大行也。

臣闻九四以一阳为众阴所宗，材全而气盛，毅然以天下之重为己任，下倾心而仰之，上虚心而属之，此天下之豫所由致也。由我致豫，建侯而国势尊，行师而人心顺，其有得大矣。然功业之盛者，必有信己太过之弊；权任之隆者，必有专己自用之咎。大臣当由豫之时，苟骄吝一萌，不能开心与天下之贤以共治，则豫之由致，安保其不为乱之阶，得亦安保其不失也！惟洞无有我之私，披胸臆以待贤，忘势分以下士，疑豫一点不留于中，则声应气求之下，如簪聚发，何材之不集，而致君泽民之志，遂得以达于天下，信于万世，此正周公握发吐哺时也。盖疑者德之莠，事之贼，大臣无疑心之累，则足以合天下之善，断断乎知贤之当任，知邪之当去，不以疑贰之心来谗贼而启惎间，则百志惟熙矣。

六五：贞疾，恒不死。《象》曰：六五贞疾，乘刚也；恒不死，中未亡也。

臣闻疾非特六淫之疾，凡足以为吾心之害、吾德之累、吾国之忧、吾民之戚，皆疾也。人君处和豫之极而逸豫生，嗜欲好乐便嬖侧媚之足以蛊方寸者纷至于前，于此能一念内固，外邪客气不得以乘虚而干正，则德性坚明，元气充实，既寿其身，又以寿其民、寿其国，则亿万年无疆之休，皆其功也。象以乘刚、中未亡为言，盖六五柔中之君，乘乎刚则有格心之大臣而内志不可摇，秉乎中则有闲邪之定力而外欲不能入，内外交相养，此所以贞疾而安、恒不死而寿也。夫德慧生乎疢疾，鸩毒藏于宴安，此爻在《豫》之五，当以《无逸》三宗享国之意参之。

上六：冥豫成，有渝旡咎。《象》曰：冥豫在上，何可长也？

臣闻人孰无灵明虚彻之性，有物蔽之则灵者冥。和豫之极而肆逸豫，此心瞽塞，罔有知觉，故冥豫以成，成非一日之积也。方此心清明之初，岂不知观逸游田沈湎耽乐之为患？及为外物所移，则勤者惰，立者弛，操者放，日积月累，性为情铄，而冥顽不灵之豫于是乎成，正以阴柔之资不能闻义而徙，见善而迁，以至此极也。《易》卦未有穷而不变者，故逸豫既极必渝，渝则亦可以旡咎，旡咎善补过，前日之不善庶几其可掩也。苟既极而不知变，则危亡无日，何长之有哉？然冥豫既成，宜无可变之理。圣人犹许之渝，若其未成而知变，岂特旡咎而止？观此则知唐玄宗之乱兆于开元，成于天宝，懵不知变，祸乱四起，可为万世之戒。

《随》，元亨利贞，旡咎。

臣闻随者，从也。从之义无不该，人之从乎我与我之从乎人，皆从也。而《随》以我之所从为重，外卦《兑》，内卦《震》，震动而兑说。一念动于中，随所感而说从之，得所从则有大亨之理。然动说成体，易于转移，惟利乎贞则可以保其终之旡咎。况人君宅民物之上，一言而万里响应，一动而群黎风偃，致亨之大，有不难者，特惧乎所从不得其正尔。从乎天理正也，而从人欲；从乎人心正也，而从己私；贤人君子之从正也，而从佞人；忠言嘉谟之从正也，而从谗说；儒生学士之从正也，而从宦官女子。从非其正，咎能免乎？穆姜谓有是四德，随而旡咎，似识此意。其以随元亨利贞同乾德之备，非《彖》意也！

《彖》曰：随，刚来而下柔，动而说随。大亨贞旡咎，而天下随时。随时之义大矣哉！

臣闻《易》以上下无常、刚柔相易成卦。《乾》上九之刚来于《坤》二阴之下为《震》，而上卦则《兑》，动于内而说于外也。盖《随》自《否》来，方否之时，三阳位于上，三阴位于下，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，何随之有？《随》之为卦，上下接而阴阳交，故其动也，臣言可从则说而从乎臣，民欲可从则说而从乎民，刚下于柔，不惟己之徇也。惟不徇乎己之私，是以否之塞转而为随之通，大亨且正，终保其旡咎，而与天下相安于时措之宜。羲农黄帝尧舜氏十三卦之制作，与夫子丑寅之建，忠质文之尚，析因夷隩作讹，成易之序，莫非与时而偕行，上无戾乎天运，下无咈乎人心，其义至大而不可穷，皆刚来下柔、转否为随之功也。苟徒恃一己之刚而不明下柔之义，势尊则亢，气盈则骄，君子之言日疏，小民之情日戾，犹不免于无民无辅，又安保随之不为否乎？

《象》曰：泽中有雷，随。君子以向晦入宴息。

臣闻静极而动，动极而静，造化自然之理也。雷动于春夏，今潜伏于泽之中，《兑》为泽，正秋之时也。雷收声于正秋，亦维当静之时，随时而安于静，且以养夫动也。雷不养动于静，无以出地而奋豫，君子不养动于静，无以体天而行健。龙蛇之蛰以存身，岂徒蛰哉！故朝以听政，昼以访问，夜以安身，莫非惟时之随。使不安其身于夜，神过役则易竭，朝听昼访，乌能无惫？是以向晦必入处于内而宴息，息盖作之几、生之本也。夜气存于至静之中，湛然其清，渊然其明，浑然与太极同体。向晦所养若此，凡旦昼所以泛应酬酢各中乎理，而用之不穷者，皆此其出也。彼沈湎于长夜，宴安于衽席，安知瞬存息养之义！

初九：官有渝，贞吉，出门交有功。《象》曰：官有渝，从正吉也；出门交有功，不失也。

臣闻《随》以刚来下柔成卦，重在初九。初，随之始也。所随邪正是非，当严之于始。夫耳目之官，不思而蔽于物，心之官则思。人之一身，耳司聪，目司明，以至口鼻体，莫不各有所司，心则统之。君子治身之道，当先治其心。盖此心不难于应事物之常而难于接事物之变。境变于前，感物而动，官失其守，遂与俱移。能于纷至沓来之变，操之常，得其正，则吉矣。然必出门而交，乃能有功。出门即出门同人之义，交于事物，无亲昵系吝之私也。一私不立，与天下为公，则既吉而且有功，岂非所交不失其正欤！彼谓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，是必死灰槁木而后可，其何以定而应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感而通天下之故而寂然不动者常自若，能如是则见可欲而心不乱，然后可与论从正不失之义。

六二：系小子，失丈夫。《象》曰：系小子，弗兼与也。

臣闻理无两立，心无两用，人无两从，随以得所从为吉。六二以阴从阳。初九阳之微，为小子；九五阳之盛，为丈夫。小子剽轻而无远虑，丈夫静重而有深识。吾心所系，苟属于在下之小子，则必失在上之丈夫，所与岂能兼哉！大抵中人之性趋下易，趋上难。小子狎而亲，便辟善柔，如以石投水；丈夫敬而疏，直谅多闻，如以水投石。言焉舍忠而从佞，事焉舍是而从非，行焉舍正而从邪，得于此则失于彼，曾不自觉也。六二阴柔牵于多爱，故设此戒以劝择善。《板》诗刺厉王失道，老夫灌灌然输其忱款而不见听，小子则蹻蹻然得志而骄，所从可不谨乎！

六三：系丈夫，失小子，随有求得，利居贞。《象》曰：系丈夫，志舍下也。

臣闻同是心也，操舍有存亡，善利有舜蹠，一念之发，所由分也，故人心惟危。六二本居中得正，系乃在于小子；六三本不中不正，系反在于丈夫。克念罔念之间，狂圣易位，此心界限，乌可不严哉！吾之所系，既能舍邪而从正，舍非而从是，则无求不获。人之善皆我之善也，而犹以居贞为利，不正则虽择善而从，不能固执，何益哉！然所系得失，当观之立志之初。趋向高明则上从，趋向卑污则下从三，欲舍卑污而进高明，宜不为小子屈也。君道亦然，志在于下则系孟明而失蹇叔，系商鞅而失甘龙，系林甫而失九龄，系卢杞而失陆贽，天下以之而乱。六二、六三，两爻政相反，玩易者可以类推而知所择矣。

九四：随有获，贞凶。有孚在道以明，何咎？《象》曰：随有获，其义凶也；有孚在道，明功也。

臣闻仁者先难而后获，初未尝有获心，诡遇一朝而获十，则有心于获者也。人臣之患，莫大乎有心于获。获心一萌，则高者徇名，卑者逐利，一念外骛，曾莫知返，功与道始判而为二。皋、夔、稷、契、伊、傅、周、召，道行而功自存乎其中；管、晏求功于道之外，而功亦泯矣。九四以阳刚之材居近君之位，动于中而说于外，其心所随，惟在于获，急浅功近利之计，昧至正大公之趍，贞固守此，宜其凶也。是必顺天命、本人心以辅治，而行其所无事，惟知有道，不知有功，一忱所存，终始无间，则功自道出，昭然大明于天下，皆归于仁义礼乐之中，皞皞乎其不自知，尚何咎之有！夫子之得邦家，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绥之斯来，动之斯和，足以尽此。董仲舒谓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，足以知此。

九五：孚于嘉，吉。《象》曰：孚于嘉吉，位正中也。

臣闻嘉者，善也。九五居中，得正之君，在随之时，以说为体，声色玩好，一无动乎其中，而惟善之从。言必善言，动必善行，发必善政，用必善士。其推之四海，散之两间，良心善性之感发，祥风膏雨之沾被，何往而非嘉哉！然其要在孚。孚者，出于中心之实而非伪，表里相应，终始相续，以不贰不息之心而从乎善。断断乎有诸己之信以极乎充实之善，辉光之大而进乎圣神之域，吉孰大焉！茍惟矫揉于十手十目之地，而放于宫庭之渊邃，勉强于一朝一夕之顷，而怠于岁月之悠久，秉于中者非实意，饰于外者皆伪为，善转而恶，吉亦转而凶，一念之孚不孚，其应盖不爽也。象以位正中为言，盖有是位不可无是德。九五之位，既正且中，而德之正中，又能会万善于一己，位斯称矣。是知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必行天下之大道。

上六：拘系之乃从，维之，王用亨于西山。《象》曰：拘系之，上穷也。

臣闻民至愚而神，可以心感不可以力劫，可以道御不可以智笼。《随》之上六，人心悦从，有所不容释，此非智力所能及也。大王居邠，迫于狄，不忍以养人者害人而去之，民相与遮前拥后，力攀强挽，惟恐仁人之舍去，既拘系之，又从而维之，与《诗·白驹》之留贤者「絷之维之」同意。民之留大王者若此，大王终不为之留，而从者如归市。有人斯有土，故用之亨于西山。周家八百年之业，于是乎肇迹矣。《象》以拘系之为上穷，盖上处《随》之极高而无位。大王为狄所迫，失位而去，至于拘系之不可留，遂邑于岐山之下，岂非《随》之穷乎？《易》道穷必变，穷上返下，宜有亨之理也。然则人心之所去，秦虽劫之而不能止；人心之所趍，周虽逃之而不能却。有天下者，可不深求抚后虐雠之义，而思所以固结斯民之心哉！

《蛊》：元亨，利涉大川，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。

臣闻大弊极坏之世，天所以开圣人也。《蛊》取坏乱为义，以爻言之自《泰》来，以卦言之继《豫》、《随》之后，安则玩，玩则媮，媮则垢弊日积，养成坏證，与人久宴溺而疾生于心，其为蛊一也。而蛊无终蛊之理，故蛊坏之中有元亨者存。何则？饥易为食，渴易为饮，大弊极坏易为治。方王道板荡，纲纪文章一切扫地，英君起而拯之，中兴不翅反掌。是知蛊未有不可治，治得其道而大亨。虽江河至险，亦利于涉，特患乎安于蛊而无兴起之志耳。然急于救弊者，未免用意之太锐；切于望治者，未免求功之太速。险难在前，径涉不惧，志壮气盈，视天下事若无足为而易之，易则难者将至。过惩前日之不事事，适滋后日之多事，未保其不然也。夫甲者十干之首而事之端，既先三日以谋其始，又后三日以图其终，反覆拟论，备极详密，使治道日有趍新之功，而无矫枉之虑，前弊可拯，后患可弭矣。夫如是，然后谓之善治蛊。

《彖》曰：蛊，刚上而柔下，巽而止。蛊，蛊元亨而天下治也。利涉大川，往有事也。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，终则有始，天行也。

臣闻户枢不蠹，流水不腐，以其日运而不息也。故蛊坏常生于久安不事事之馀。人君亢然于上，人臣靡然于下，截然其不相接。且下以巽顺养谀，无切劘正救之益；上以逸乐养尊，乏振厉奋发之意。于是纪纲隳于姑息，制度弛于因循，道揆法守紊乱于私意之胶轕，天下之治日入于大弊极坏之境而不自知。在卦，《艮》之刚居上九，《巽》之柔居初六，巽顺艮止而蛊以成，正君臣相与拱手安坐，以致天下之乱也。然蛊岂终于蛊哉？有能以饬蛊为己任，力量大而规摹壮，精神全而风采立，一斡旋间，扫积坏之弊而兴大亨之治，有不难者。利涉大川，必明之以往有事。盖久安不事事，所以成蛊；往有事，所以济蛊也。况作事贵果，虑事贵精，世之贤君，思欲为天下拯弊起坏而纳之治，岂非立志之美！然或发强有馀而密察不足，广大已致而精微未尽，故事随举而随沮，令随行而随辍，皆由未得先甲、后甲之义也。夫先甲三日以谋始，后甲三日以图终，终而复始，循环无间，精义入神以致用，何蛊之不治！其在天行，如贞之复返于元，《艮》之复出于《震》，非终之外他有所谓始也。故观天运，则知人事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下有风，蛊，君子以振民育德。

臣闻《左氏传》，风落山为蛊。风落于山下，无物不挠，故《蛊》以取象。然致蛊者风之动，治蛊者《艮》之静。盖《艮》体重厚而笃实，不为物移，屹乎山之止也。风能挠于一时，使山下之物散乱不齐。少焉风止，草木之高高下下自若，山何尝加损哉！君子观象于《蛊》，以《巽》振民，以《艮》育德，育成君德，固作兴民心之本。而德之育也，必以山之静，与「山下出泉，蒙」同。吾能体中正仁义而主静，挫众纷而不扰，应万变而不乱，动与静无非静，外物孰能蛊之？吾心无所蛊，则人心无所蛊，而天下国家之治无所蛊，一静足以制百动也。玩《易》者必因象而求意。

初六：干父之蛊，有子，考旡咎，厉终吉。《象》曰：干父之蛊，意承考也。

臣闻《蛊》自《泰》来，具《坤》、《乾》之体，故诸爻干蛊以父母言。父之行事一出于正，作室而涂塈茨，为力甚易，不见其子干治之功。惟前人蛊坏，有待振饬，必其材足以植僵起仆，使百堵偕作于室毁之馀，则干治之功见矣。有子而考旡咎，正以子能补其过也。不然，生不之诤，没不之改，陷父不义，犹为有子乎？然圣门以不改父臣父政为难，初六乃于继父之始，亟惩其蛊坏而饬治之，必有甚不获已者，而于心终不安，故必以惕厉处之，事无轻举，举之必当，如此则可以终吉，终不失其顺也。象所谓意承考，盖前人之蛊自我而治，不曰我之能，而曰吾父之志，欲为而未遂者，今特以我之意逆父之意而行之，干治非我功也。是不特掩父之过，又将扬父之名，岂不俱有光荣哉！元祐改新法，斥奸臣，皆推之神考之志，正得此意。

九二：干母之蛊，不可贞。《象》曰：干母之蛊，得中道也。

臣闻九二上应六五。为子事母，母有不及，不可不正。正救或过则易至于伤恩，怡声下气，柔行巽入，使之浸润而冰释，则蛊为可治。或以贞行之，阴柔之性，吝执不回，情有所激，未必不重其蛊也。贞者事之干，而干母之蛊不可贞，不贞乃所以为中。盖闱阃之内，听其自蛊为不及，急于治蛊为太过，无过无不及则中道得。二居《巽》体之中，犹以是为子道，戒事母难于事父也。诗《凯风》「母氏圣善，我无令人」，痛自尅责，几无以自容于天地间，卒能回母心，而成其志，可谓得此义矣。推之事君，《睽》之「遇主于巷」，未免委曲开陈，阴柔故也。若夫事刚明之主，则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，惟恐其不克贞。

九三：干父之蛊，小有悔，旡大咎。《象》曰：干父之蛊，终旡咎也。

臣闻舜之斋慄，曾子之养志，莫非顺乎亲也。子以顺感，父以慈应，家有蛊坏不治之事，随宜整饬，次第毕举，而闺门雍肃，气象自如，乃干蛊之善也。九三处《巽》体而过于刚，安得无悔？然其才足以克家，与其嘻嘻失节，置父于有过之地，孰若三谏号泣，纳父于无过之域？故所悔小而咎不至于大。《象》以「终旡咎」言之，迹若非顺，心未尝不顺也。彼排闼引裾、折槛轫轮之臣，虽一时若以忤上为咎，而其心欲使国家动无过举，实存乎爱君，忠显而咎泯，亦犹是也。然则子以刚干父之蛊而旡咎，恃父之慈；臣以刚干君之蛊而旡咎，恃君之明。

六四：裕父之蛊，往见吝。《象》曰：裕父之蛊，往未得也。

臣闻德可以勉而进，才不可以强而能。世之贤子以起家为己任，如善弈者以一著救一枰之败，非有过人之材不能也。六四以柔居《艮》体之下，宽夷静厚有馀而材不足。方家事之蛊坏，非不思涤荡振刷而一新之，材不逮心，讵容强揠？故其蛊仅止于裕。裕者，宽缓而不迫也。事势抢攘，弊端胶轕，人情易于躁忿，而能镇动以静，制逆以顺，抚犷戾以柔，逶迤容与，不求快于一时，而磨以岁月，终能使乱绳之自解，而蛊亦徐饬矣。茍不量其材，冒为一决，则往必见吝，正以力常夺于过高，变每激于欲速，不可以轻进也。人臣治君之蛊，亦有随材就功以为裕者。子产相郑，修辞令以交于晋、楚而外难纾；主彊直以盟于驷丰而内难解，乡校议之而不怨，舆人诵之而不怒，郑赖以宁，非裕于蛊者乎？故孔子美其有君子之道而不称其材。茍材过于子产而道非君子，则盆成括之死，又孟子所深叹。

六五：干父之蛊，用誉。《象》曰：干父用誉，承以德也。

臣闻爱敬者孝之始，显扬者孝之终。人君出而当遗大投艰之责，仆者兴之，纷者理之，坏者修之，弥缝前人之阙，使天下后世不得以议其过。如昭帝继武帝，与民休息，已为难事，而况扬父令誉于无穷者乎？六五柔中之君，得九二刚中之臣为之辅，蛊坏之见于前者，一意干治，不遗馀力，已往之咎，与时俱化，方来之善，随日加新，而父之誉用是暴白于天下后世。此无他，承之以德故也。承以材略，则必求度外之功；承以文法，则仅救目前之过。惟承之以德，则高明光大之懿缉熙于九重，溥博渊泉之泽渗漉于四海，天下莫不以手加额，贺吾君之有子，后世亦莫不称其为天下得人之仁，父之誉岂不充塞于天地之间乎！文王当商末蛊坏之世，志有未遂，武王以圣德继之，而文之声益广，此爻应之。

上九：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《象》曰：不事王侯，志可则也。

臣闻功名之士轻富贵，道义之士轻功名。世道蛊坏，少有抱负者，孰无趍事赴功之心？而上九乃不屑事王侯，岂其恝然忘天下，不与世同其忧哉？费惠公曰：「吾于子思则师之矣，吾于颜般则友之矣，王顺长息，则事我者也」。缪公亟见于子思，子思不悦曰：「以位则子君也，我臣也，何敢与君友也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」。上九居无位之地，而道足以为王者师。茍其时上无明天子，下无贤诸侯，讵肯屈道而事之？潜心太极之先，独立万物之表，高尚其所行事，外物无一足以动其心志，如此其远也。百世闻风，犹将兴起，岂不可为世则哉！虽然，隐居求志，正所以为行义达道之本。一瓢非所忧，则可以继四代而兴礼乐；万钟非所慕，则可以承三圣而正人心。世之兴大事，建大业，决非患得患失者之所能为。穷居不损，盛行不加，则致君泽民，恢乎有馀用矣。伊尹三聘而成格天之功，孔明三顾而定兴汉之计，道义重故也。是知不以富贵功名先入其心者，乃可与图天下之事。

一乡之人不能辨，则可欺以言；一国之人不能察，则可欺以行；天下之士不能知，则可以欺以名。盖听有所不至，则巧言胜；俗有所不能，则伪行尊；道有所不明，则虚名立。然而巧言虽传，不中理则尚有可辨；伪行虽固，不中义则尚有可察。名不得其实，而欲得其伪，则虽縻岁月、殚思虑，有不能尽之者。故名乱实而欲求其伪，则先王于道未尝存而不讲，于政未尝存而不议也，是亦无所苟而已。然近世之士，矜名而自是，好高而不能相下也，不知自虚所以有取，自下所以有得，故道失而无求，政荒而无问。自知不审，而志欲求问于人，如贩夫之售货，耕人之待穫，其役物而失信，要时而丧己，有待于外也如此，是可悲矣。古者，明于自得而无所蔽，故常反身而观其实。其能可以为卑，方其居卑则劳而不怨；有志可以用大，方其用大则安而不矜。故居卑者不愧劳，用大者不易事，远近相维，本末相应，而天下之治毕举。是盖名不浮实，则实不可以妄加，多不可以妄损。故名彻于朝廷公卿大夫之间，而士不遗于穷邦陋壤之远，得之无疑，用之必称，其名非有以欺世也。及至诚之道亡，而天下茍于从事，上无以得下之情，下无以应上之实。名愈高，则其诡谲愈多，行愈隆，则其养伪文饰愈甚。进退不以诚相怀，利害不以情相收，求欲之心多，而及物之志寡。故其任重则颠覆，任轻则怨诽。是四方之士，其意莫不以天下自任之为患也。奈何随而用之，则有丧而无得，彼皆欲为其大，则将就一二为之小，则天下功薄而不修，业废而不补。盖好名之士众，而去取之计昏，虽有可用之士，莫得而见，疑名足以乱实也。好高而不适于用，虽有所取，而耻事其已能，而务为其所不至，遂亦丧其所长而效不立，此其甚弊也。然而才有馀而治其寡，则事举而功倍，才无馀而专其多，则智寡而易败，此好名无实必至之势也。今工伎力役，犹所不夺也。以伎从利，虽不售则亦不怨，易业而相为事，惜其业之不专，而忘其势之必取也。故函人不以治弓矢，陶人不以治轮舆，巧有所偏，智有所尽，不以其所不习自名而欺世取名也。以力事人者，虽不用，终不以其所不能而求役于人，自信其能而有待也。故善于御车者，不善操舟；习于用陆者，不习于用川。其致力各得其至，而所趋相反，所效不同也。故名实不乱，不如工伎力役。然世之好名，举欲兼天下之能，尽天下之务，意欲与圣人并游于世而争相先后。故天下恃名而不恃实，求胜而不求义，傲侮当世而无所惮，尊隆自许而无所愧。然而天下从之，而公论灭矣。是以轩冕爵禄不及善士，而天下无以劝，矫伪浇浮之风，起而不可禦。其为惑天下也，有甚于此乎？